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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及其著作人

2019-10-15 17:43:00  作者:王子今  來源:月讀

  《史記》原先題名《太史公書》。作為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因史識卓越、記述真實、文筆醇樸、體例嚴整,而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史記》全書共一百三十卷,從傳說時代的黃帝開始,到漢武帝執政時期,記述了從文明初期到統一的、高度集權的帝制成熟階段的歷史。《史記》被史學界和文學界共同尊崇,將其看作具有經典意義的偉大論著。《史記》開創的以本紀、表、書、世家、列傳等不同角度、不同層次記述歷史的體例,開拓了史學撰著的新境界,后來被《漢書》的作者班固所繼承,成為歷代正史的撰作定式。

  一、圣人將有取,圣人之耳目

  《史記》一經傳播,就受到社會的廣泛肯定,占據了史學學術的制高點。揚雄《法言·君子》寫道:“太史公,圣人將有取焉。”認為即使是被尊為“圣人”的人(包括成功的政治領袖、道德導師和文化巨匠等),也會在《史記》一書中得到教益和啟示。《太平御覽》卷六○二引桓譚《新論》也有這樣的判斷:“通才著書以百數,唯“太史公”為廣大,余皆藂殘小論。”指出才識通博的學者的論著數以百計,只有《史記》是視界廣闊、建構宏大的作品,其他都只是發表了片段的、局部的、點滴的認識而已。班彪曾經贊譽這部名著“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觀前,圣人之耳目也”(《后漢書·班彪傳上》)。這是肯定《史記》引導人們認識歷史、理解歷史的作用,足以充實擴展“圣人”之學。《論衡·案書篇》又有這樣的評說:“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河、漢也,其余,涇、渭也。”贊美《史記》是浩大江河,其他論著,則只相當于其支流而已。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也稱美司馬遷“博物洽聞”,其書則“馳騁古今”。后世又有朱熹說“司馬遷才高,識亦高”,風格“粗率”“疏爽”(《朱子語類》卷一三四),歐陽修稱司馬遷“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歐陽修全集》卷四一)呂祖謙則肯定其“高氣絕識,包舉廣而興寄深”(《大事記解題》卷一二),黃震也說“遷以邁往不群之氣”,“激為文章,雄視千古”(《史惑》,《黃氏日抄》卷四七)。又如錢謙益所謂“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牧齋有學集》卷一四);陳子龍所謂司馬遷“卓識遠見”,“不拘牽于世俗之論”,“立意深長”(《史記測議序》);徐孚遠所謂“太史公志大而好奇”,“包舉廣矣”(《史記測議序》)等,也都是值得重視的評論。歷代評價中所謂“千古之至文”(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三·史德》),“群史之領袖”(崔適《史記探源》卷一《序證·要略》),“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等,都體現出《史記》深刻宏遠的文化影響。

  司馬遷撰寫《史記》,是在承受酷刑、身負屈辱的情況下完成的。班固曾經說,司馬遷因為身陷嚴刑,于是與最高權力者立場不一,能夠以文筆發泄怨憤,刺譏帝王,“貶損當世”(《文選》卷四八,班固《典引》)。有人因此稱《史記》為“謗書”。漢末權臣王允說:“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后世。”(《后漢書·蔡邕傳》)以所謂“謗書”批評《史記》者,又如李晚芳《讀史管見》等。其實,《史記》作為史學名著,其文化品格的卓越,特別突出地表現在鮮明的歷史批判精神。對于君心的迷妄、帝制的殘暴、權爭的陰險、戰攻的慘厲,《史記》都予以勇敢的揭露和嚴厲的鞭撻。尤其是司馬遷寫當代史時,多有清醒的歷史判斷以及大膽的歷史批評。讀者通過《史記》的文字,往往為其中體現出的史學之良心和史家的骨氣所感動。

  與“二十四史”中其他諸史不同,《史記》是一部體現出鮮明文化個性的著作。李長之曾經評價《史記》:“從來的史書沒有像它這樣具有作者個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經驗,生活背景,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腸。所以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書,而且是司馬遷自己的一部絕好傳記。因此,我們必須能把握《史記》中司馬遷之主觀的用意,才能理解這部書,才能欣賞這部書。”可能正是因為表現出了這樣的“個人色彩”,“所以他的歷史,乃不唯超過了政治史,而且更超過了文化史,乃是一種精神史、心靈史了”(《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我們捧讀《史記》,好像在與這位文化偉人交談,可以親近他的文化人格,可以理解他的文化精神,可以體會他的文化智慧。

  二、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史記》所載錄的文字,其實并非完全出自司馬遷之筆。

  《史記·太史公自序》寫道,漢武帝元封元年(前110)行封禪之禮,司馬談身為太史令而不能隨行,“發憤且卒”。司馬遷受命奉使回報,父子相見于河洛之間。司馬談執司馬遷之手,垂淚訴說其家族“上世”“后世”歷代為“太史”的光榮和責任,說《春秋》之后“史記放絕”,而“今漢興,海內一統”,看到“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精彩的歷史表現,感嘆道:“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隨即囑托即將繼任太史令的司馬遷:“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俯首流涕”,表示:“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文化的傳遞、學術的接替、史筆的繼承,是通過這樣心與心的交孚感會,得以莊嚴實現的。

  司馬談說的“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完全領會,又有“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的承諾。可知司馬談“所欲論著”的史學志向,司馬遷是決心繼承的。宋代學者蘇頌在一篇碑銘文字中寫道:“敘曰:在昔官以世稱,而其事著見于后者,獨史氏之載籍存焉。司馬遷論著先人所次舊聞,班固奉詔續父所撰前記,皆因其緒業,卒成大典。”(《蘇魏公文集》卷五一《碑銘》)他對于所謂“先人所次舊聞”的理解,是和班固繼承班彪事業之所謂“父所撰前記”形成對應關系的。也就是說,所謂“先人所次舊聞”中,可能也包含了“父所撰”的文字。

  那么,今本《史記》中,哪些文字是“先人所次舊聞”呢?

  歷代《史記》研究者對這一問題已多有思索。例如《史記》卷六一《伯夷列傳》:“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司馬貞《索隱》:“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指出“太史公曰”數字,是后人楊惲、東方朔為對應下文“余登箕山”而添加的。清代學者張照說:“按史家所為史贊者,自東漢后漸有。其稱馬遷之時,惡有是哉?其作伯夷、管晏列傳,全以議論行文,與別傳迥別。何獨致疑于‘太史公曰四字也?登箕山而見許由冢者,蓋司馬談。遷蓋述父語云爾。”(《史記考證》)他認為,《伯夷列傳》《管晏列傳》等篇,從“行文”風格看,都是司馬談所撰述。

  鄭樵《通志·總序》說:“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也明確說司馬談是有一定篇幅的論著留存的。清代學者方苞《書史記十表后》寫道:“遷序‘十表,惟《十二諸侯》《六國》《秦楚之際》《惠景間侯者》稱‘太史公讀,謂其父所欲論著也。故于《高祖功臣》稱‘余讀以別之。”認為《史記》的《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惠景間侯者年表》都在序文的開篇言“太史公讀……”,介紹此表的文獻基礎。然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文開篇稱“太史公曰……”,下文說“余讀……”,以為與前說幾種言“太史公讀……”有所區別,或許有意標示了作者的不同。類似的情形,又有《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其序文開頭也說“太史公曰……”,下文則說:“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后世得覽。”說明是司馬遷自己所“記”“譜”。方苞又說:“其《自序》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而本紀、八書、世家、列傳,無稱其父者,故揭其義于斯,則踵春秋以及秦滅漢興,文景以前,凡所論述,皆其父所次舊聞具見矣。”(《方苞集》卷二《讀子史》)即以為“文景”時代以前的記述都是司馬談所為,也就是所謂“先人所次舊聞”。這樣的判斷,未免有絕對化之嫌。

  王國維在《太史公行年考》中分析,“史公交游,據《史記》所載,《屈原賈生列傳》有賈嘉,《刺客列傳》有公孫季功、董生,《樊酈滕灌列傳》有樊它廣,《酈生陸賈列傳》有平原君子,《張釋之馮唐列傳》有馮遂,《田叔列傳》有田仁,《韓長孺列傳》有壺遂,《衛將軍票騎列傳》有蘇建,《自序》有董生。而公孫季功、董生曾與秦夏無且游,考荊軻刺秦王之歲,下距史公之生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見史公道荊軻事。又樊它廣及平原君子輩行,亦遠在史公前。然則此三傳所紀,史公或追紀父談語也。自馮遂以下,皆與公同時”(《觀堂集林》卷一一)。他說,《史記》說到與史公交游者,《刺客列傳》中的“公孫季功、董生”,《樊酈滕灌列傳》中的“樊它廣”,《酈生陸賈列傳》中的“平原君子”,生活的時代與司馬遷相距很遠,大概都不可能見到司馬遷。王國維于是推測相關內容可能是司馬遷“追紀”父親司馬談的話。對于王國維“史公或追紀父談語也”一句中用“或”字表達的推測性意見,顧頡剛則以為“此非或然,乃必然也”。他指出:“談于贊中自稱曰‘余,《荊軻傳》曰‘為余道之如是,《朱建傳》曰‘平原君子與余善,《樊噲傳》曰‘余與他廣通,著傳文之來源,作一篇之總結,則此三傳成于談手無疑。”判定這幾篇“必然”“無疑”為司馬談所作。對于王國維以為“皆與公同時”的“史公交游”關系,顧頡剛也提出若干異議。如《張釋之馮唐列傳》記載馮唐事跡,寫道:“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余,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顧頡剛分析:“按武帝初立,唐年九十余,推其生年,當在秦王政十年左右,猶是戰國末人。其子遂生年雖不可知,而補父官職,當是長子,父生三十而生之,至是亦六十余矣,遷時尚未生也。及遷生而長,遂已耄耋矣,豈真有此忘年之交耶?是亦其父談之事也。”《游俠列傳》寫道:“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顧頡剛說,郭解入長安時,司馬遷不及十歲,懷疑他不可能見到郭解。見到郭解而有“狀貌不及中人”印象的,是司馬談。《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自述生平經歷,有“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隨后“年十歲則誦古文”的回憶。則“十歲”之前,司馬遷尚在家鄉河山之陽耕牧,還沒有到長安。

e77乐彩手机登录  顧頡剛《司馬談作史》一文于是指出:“《史記》一書,其最精采及價值最高之部分有二:一為楚、漢之際,一為武帝之世。武帝時事為遷所目睹,其史料為遷所搜集,精神貫注,光照千古”,“若楚、漢之際,當為談所集材。談生文帝初葉,其時戰國遺黎、漢初宿將猶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為多方面之記述。此一時期史事之保存,惟談為其首功。其筆力之健,亦復震撼一世,叱咤千古。如聞董生輩轉述夏無且語而寫荊軻,生龍活虎,繪色繪聲,其文學造詣之高可知。其書有傳文,有贊語,開創作之一體,為二千年來史家所共遵,其史學見解之深辟又可知。故……《史記》之作,遷不得專美,凡言吾國之大史學家與大文學家者,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馬談”(《史林雜識初編》)。顧頡剛就《史記》記述時段“楚、漢之際”和“漢武之世”分別認定司馬談和司馬遷的史學著述。早先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一一《太史公釋名義》是這樣分析的,“《史記》之事,大半談著,至其馳騁議論,談無與焉”。他認為,史事記述,“大半”是司馬談所著,而“馳騁議論”即有關歷史評判、歷史感嘆的文字,則出自司馬遷筆下。

e77乐彩手机登录  就《史記》一書的總體設計來說,顧頡剛認為:“談之為史,有傳,有贊,則《史記》體例創定于談亦可知。及遷繼作,因仍其文,蓋與爾后班固之襲父彪作者同。”(《司馬談作史》,見《史林雜識初編》)司馬談“創定”了“《史記》體例”,司馬遷“繼作,因仍其文”。盡管司馬談于《史記》體裁創制有主導之功,但是司馬遷“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又言:“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其精神力量的強韌,是成就《史記》為史學經典的重要原因,這顯然是不可否認的。對于漢武帝這樣的政治強權人物的勇敢批評,也是使《史記》文化形象高大的原因之一。

  司馬談與司馬遷兩代史學大家生活在中國文化發生急劇變化的時代。前后歷史體驗的交錯,當然會導致文化理念的差異。清人馮班《鈍吟雜錄》卷八《遺言》曾這樣分析:“儒者以‘六藝為法,經傳以千萬數,不如《老子》之約,司馬談之言也。司馬遷之書,繼《春秋》而作,子長蓋儒者也。子云言之不分別,班固亦然,何也?談生漢景之世,時尚黃老,故其言如此;子長在武帝時,則不然矣。”漢武帝時代“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武帝紀》)、“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書·董仲舒傳》)政策的歷史變化,司馬談沒有能夠親身體察,而司馬遷“則不然矣”。

  三、繼世汗簡

  雖然對《史記》中司馬談所著及司馬遷繼作部分的明確分辨有著許多困難,但是,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共同完成的這部史學巨著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并不因著作權的疑問而有絲毫影響。

  人們在總結史學史時,對以“父子組合”形式呈現出的兩代史家崇高地位這一情形的關注,似乎正是從司馬談和司馬遷的繼承關系開始的。宋代學者黃震寫道:“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銓之子隱,姚察之子簡,李藥(大)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皆繼世汗簡。”(《黃氏日抄》卷六五《讀文集七·題跋》)明代學者徐應秋列舉“父子史官”,也說到“司馬談子遷、劉向子歆、班彪子固”等人成為“繼世”史學大家的情形(《玉芝堂談薈》卷二“父子配享廟廷”條)。清代學者孫承澤則又討論了相關制度問題:“史貴世官,官廢則貴世才。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尚矣。后尚有王銓之子隱,姚察之子簡,李(大)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以后更無聞矣。史之職壞于宋之李昉、宋琪建議復時政記,自送史館,先進御,而后付有司。史遂不敢有直筆。”(《春明夢余錄》卷一三“皇史宬”條)按照這一說法,所謂“史館”制度的出現,幾乎滅絕了司馬談、司馬遷當年“直筆”的可能性。

  《太平御覽》卷六〇四引《西京雜記》的這段記述,也許可以為我們在討論司馬談和司馬遷的史學貢獻時提供有價值的參考:“漢承周史官,至武帝太史公司馬談,世為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諸侯史記,讀孔氏古文,序世事,作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子遷以世官復為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如果所謂“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符合歷史真實,那么“使”的主體是誰呢?也就是說,是誰“使”司馬遷“乘傳行天下,求諸侯史記”呢?從前句“子遷”理解,應當是司馬談。分析司馬遷獲得史學成就的因素,不能忽略司馬談用心引導的作用。如果不取《西京雜記》之說,而《太史公自序》中說到的司馬遷“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的史學考察實踐,當然也是得到司馬談支持的。

  《史記》保留了司馬談“發憤且卒”的心靈史,而司馬遷言“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使用“發憤”二字。“發憤”所體現的明確志向和頑強毅力,父子相繼,共同堅持。這種文化理念和學術精神,是我們在閱讀《史記》的時候應該細心體會的。 

  【作者:王子今,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趙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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